文\本刊特约撰稿 金满楼
说起“中庸之道”，很多人都以为这是无原则的“和稀泥”、一味地做“老好人”、简单机械的“折中主义”。尤其近代以来，儒学被认为阻碍了中国的进步，所谓“中庸之道”也都在批判范围之内。那么，什么是“中庸”？“中庸之道”真的有那么不堪吗？
子思与《中庸》
“中庸之道”来自于《中庸》，《中庸》在“四书”中序列第二。在中国古代，四书五经是形同教科书一样的存在，其中四书指的是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，分别由曾子、子思、孔子、孟子撰写或口述。从师承关系看，孟子自称子思的学生，子思是曾子的学生，曾子是孔子的学生，四位儒学先哲的传承关系非常明了。
汉代经学家郑玄在《三礼目录》中说：“《中庸》，孔子之孙子思作之，以昭明圣祖之德也。”子思是孔子的嫡孙、孔鲤的儿子，他原名孔伋，字子思，出生于鲁国。通常认为，子思生于东周敬王三十七年（公元前483年），卒于周威烈王二十四年（公元前402年），终年82岁。由于父亲孔鲤早逝，子思早年主要受教于孔子的学生曾子。子思开门立户后，又通过门人将孔子的思想学说传给了孟子。由此，子思在儒家学派的传承中起到了上承曾子、下启孟子的重要作用，后世将他尊为“述圣”，其学说与孟子并称为“思孟学派”。
和孔子、孟子不同的是，历史上关于子思的记载并不多。据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记载，子思著有《子思子》23篇，但早已散佚。汉宣帝时期，礼学家戴圣将此前一批佚名儒家的著作合编为《礼记》，子思的《中庸》即为其中的第31篇。
那么，子思为何要作《中庸》？在孔子后人所编的《孔丛子》中有这样一个说法：子思16岁时到宋国谋求发展，当时有个叫乐朔的宋国大夫和他谈论学问，不料两人话不投机，不欢而散。之后，乐朔挟嫌报复，派人前去围攻子思。所幸宋国国君明白事理，将子思救出险境。事后，子思很感慨地说：“文王困于羑里，作《周易》；祖君（孔子）屈于陈、蔡，作《春秋》；吾困于宋，可无作乎！”于是，他便编撰了《中庸》一书。
宋代以前，学者都认为《中庸》是子思所作。不过宋代以后，也有学者认为《中庸》作者可能不止子思一人，其弟子也有参与，甚至还混入了秦汉之际的儒者杂述。不过，即便如此，也不影响《中庸》在儒家经典体系中的地位。
什么是“中庸之道”
如果说，曾子的《大学》教的是修身好学之道，那子思的《中庸》教的就是为人处世之道。按《说文解字》的解释，“中，正也”，“庸，用也”。中庸之道，就是要求凡事中正合理，恰到好处。如朱熹在《四书集注》中解读的：“不偏之谓中，不易之谓庸。中者天下之正道，庸者天下之定理。”以不偏不倚、无过无不及的态度立身处世待人，这就是儒家所提倡的“中庸之道”准则。
事实上，最早提出“中庸”概念的是孔子。在《论语》中，孔子多次提到“中庸”的应用，如子贡曾问：“师与商也孰贤？”孔子说：“师也过，商也不及”。子贡说：“然则师愈与？”孔子说：“过犹不及。”这句话的意思是，孔子认为子张（颛孙师）和子夏（卜商）都有缺陷，子夏是不够，子张是太过，但太过了也等于不够，这就是“过犹不及”。再如“质胜文则野，文胜质则史。文质彬彬，然后君子。”这是说质朴和华美要相得益彰，不能只强调一面。
在孔子看来，“过”和“不及”是事物发展的两个极端，中庸则主张“执两用中”，“去其两端，取其中而用之。”孔子赞成的是大舜处理问题的方法：“舜其大知也与！舜好问而好察迩言，隐恶而扬善，执其两端，用其中于民，其斯以为舜乎！”
中庸之道的“中”，是“过”与“不及”的联结点和分界点，但绝不是简单的中分点。真正意义上的中庸之道，也绝不是机械的折中主义。事实上，中庸之道的平衡点并不是固定的、一成不变的，而是审时度势，因时、因地、因人、因物展开适宜的积极调整，这就是所谓的“时中”与“权变”。“权”就像秤锤，它在使用时需要滑动才能保持平衡，这样才能正确地称重，是谓“权变”。如古代“男女授受不亲”称为“经”，而“嫂溺援之以手”则属于“权”，凡事都不能太过刻板，否则就脱离中庸之道的本意了。
《中庸》的后世影响
《中庸》在开篇中提出，“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”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上天赋予的谓之人性，遵循人的本性谓之循道，以道修身谓之教化。从《中庸》一书可知，中庸之道不仅是教人立身处世，同时它也内设了目的，那就是“致中和”。换言之，中庸的目的是“中和”，中是公平，和是合理，只有达到公平合理，才能和谐、才能平衡。教化的目的，就在于“致中和”，就是追求公平合理，它是有尺度、有标准、有路径的。
在治理国家方面，孔子有一句名言：“政宽则民慢，慢则纠之以猛。猛则民残，残则施之以宽。宽以济猛，猛以济宽，政是以和。”举例而言，秦朝行法家则过猛，老百姓动辄得咎，无以措手脚；汉朝初年行道家黄老之说又过于宽容，不能集中国家力量，这两个极端都是要避免的。因此，孔子认为，为政的关键在于宽猛适中、宽猛相济，由此达到的良性状态谓之“中和”。
从先秦以来，《中庸》里蕴含的思想和智慧一直为人们所重视。尤其在宋代，在儒家代表人物程颢、程颐、朱熹的极力尊崇下，《中庸》最终和《大学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并称为“四书”。此后，《中庸》正式升格为儒家经典，成为官方指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目，这对于中国古代的教育和道德伦理体系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。
客观地说，中庸之道的“执两用中”思想有助于去除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偏激和极端，在社会治理上体现了端庄沉稳、守善持中的博大气魄和宽广胸襟。因此，《中庸》之学不但对个人的修为大有帮助，对于整个国家民族乃至全世界都是可以汲取的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来源：海南日报
